品鉴 苗族银饰的工艺之美

　　我国苗族佩戴银饰的历史非常悠久。据史籍记述，战国秦汉时期，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南方濮僚系统大量使用铜饰，魏晋以后衍化为银饰，至唐贞观年间，贵州“东谢”苗族入中原朝见时已是“以金银络额”。在宋代，苗族大量使用银饰，妇女“耳戴大环，项戴银圈自一二围至十余围”，或“以银锡为钗”。明代，苗族“富者以金银耳环”为饰，“喜戴银圈”。清代，苗族银饰更进入兴盛时期，在很多地区，宋明时期的“大耳环”演变为纤巧玲珑的珠式耳环，项圈项链制作考究，并出现精致的银冠、银衣等高档品，现今的苗族银饰款式，大都是清代的定型化遗承。

　　苗族银饰品类多样、工艺类型繁多，大多具有共同的特质和审美语言。其中，贵州施洞苗族银饰以其华美、繁缛著称，妇女盛装时佩带的银饰多达三四十件、重逾一二十斤，包括银衣、头冠、项饰、手镯、耳环、戒指等。盛装银饰在施洞苗家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，加工完成一套质量上乘的银饰，施洞银匠大约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，即使是质量一般的银饰，也需要半年多时间。本文以施洞银饰为例，赏鉴苗族银饰里的造型语言与工艺之美。

　　作为少数民族银饰中工艺极具特色的一种，施洞苗家银衣是将12个大方银片、16个小方银片、18个圆银片、约600多个银泡用棉线装钉在刺绣精美的苗家盛装上，还要在盛装的袖口和下摆处装饰上为数不少的蝴蝶吊吊和银铃铛，有的还会在盛装后背处装饰上双龙戏珠、双狮滚绣球等图案的浮雕银背牌以及银花吊吊等。银衣上每个银片的图案纹样各异，有凤鸟纹、龙纹、水牯牛纹、双猴纹、骏马纹、人骑马纹、神仙瑞兽纹、狮子纹、瑞兽纹、小鹿纹、神仙纹等。这些银片主要采用浮雕錾刻的工艺手段，同时还穿插以镂空、肌理等特殊表现手法，都是苗族银匠使用锤子、錾子、锡模等工具加工而成的。

　　施洞镇芳寨村的刘氏三兄弟都是专业的银匠师傅。大哥刘永贵的银片加工手艺，在同期银匠中可以说是一流的。他在雕刻银片时不是被动或生搬硬套的，而是能够灵活处理每一个银片的纹样，恰到好处地表现纹样的虚实、主次和强弱关系等。这增强了纹样的雕塑意味和美学情趣，将纹样刻画得栩栩如生，给人一种灵动鲜活的审美感受。刘永贵师傅对银片的加工非常认真，甚至同一个纹样都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，譬如他对动物身体部分的表现，有的是呈扇形排列的细飞毛毛，有的是用点錾排列出卷草纹样，有的则是鱼鳞状的装饰……同样一件银片，二弟刘永富来雕刻，又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装饰手法。他的风格更加凸显图案，线条更实在、清晰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錾刻工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，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，它就像一门抽象化、个性化的装饰语言，表达着不同银匠师傅的工艺特色和审美情感，从而形成了施洞银饰装饰化、个性化的风格。银片因创作者的不同而呈现丰富多样的美学效果，也让最终制作完成的银衣，如同一幅幅史诗图画般讲述着苗族的历史与文化。

　　银帽冠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，即使是熟练的银匠师傅，也需要花费两个月的工时完成。银帽冠主要使用錾刻工艺和花丝工艺，其中，帽顶装饰物主要采用花丝工艺。

　　简单说来，花丝工艺需要经过搓丝、掐丝和焊丝几个步骤。搓丝就是将纯度较高、直径约为0.3毫米的细银丝适当压扁，然后在头端拧几个小麻花，再将其放在自制的“花丝木”（两块木质很硬的光滑木头，因专用于搓花丝而得名）上，均匀地搓成麻花状的细丝——麻花越紧密、越流畅就越是精品。掐丝则是用镊子掐出细小的纹样来，流畅、完整的纹样是作品具有较高审美性的保障。焊丝就是将花丝焊接在银片上，这是最难做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说它难，是因为焊接时火候不容易控制，如果火力太小，花丝就不能全部焊在银片上，如果火力太重，花丝就会被烧化，而如果焊的次数太多，银片上就会出现被烧坏的小坑。

　　与錾刻工艺不同，花丝工艺由于不必完全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纹样，在纹样艺术创作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，一般而言，有什么样的图案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花丝效果。但花丝工艺对加工技术要求极高，属于费工不费料的工艺类型。錾刻工艺则与此相反，是费料不费工。在相同的质量标准下、相同的劳动时间内，制作出的花丝工艺品数量肯定是远远少于錾刻工艺品的。

　　目前，施洞苗族银饰基本上还是采取纯手工制作工艺。为了制作出完美、精致的银饰，制作者必须透彻把握白银本身的物质特性，在整个加工过程中，手、脑和金属的结合要达到一定的默契，一招一式应最大限度地展现纯金属丝的韧性和软性。与此同时，就地取材的加工工具、几辈人摸索出的工序经验、土生土长的苗族女性佩戴者……民族情感上的意义渗透于苗族银饰制作的过程中，为它的工艺特色赋予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特殊的美学意蕴。

　　（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，配图均由作者提供，本文首发于《中国文化报》2023年9月5日8版）